经久不衰的“抗日”神剧,满足了谁的意淫?

鲁韵子 李奕儒 · 2015-10-18 00:00 · 网易大国小民
摘要:审查制度只重视思想导向,不重视电视剧本身的制作水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抗战剧形成一套固定的形式:模式化国民党和日军,确保“思想正确”,再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观众。

思想价值导向比制作水准更重要

到了翌日上午10点,我早已被身上的化纤旗袍勒得不敢出气,还得忍受其散发出有些年头的汗味;脚下的高跟鞋中,鞋垫早已磨破,积着厚厚的污垢;头发则被辫成一大坨髻,头皮扯得生痛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我尽职地扮演着一位路过的民国女士,在骑着黑马、英姿飒爽的男主角背后走来走去,在“城门”口佯装惊恐、被粗鲁的国民党士兵搜身,如此反复。

但 是那些传说中的抗日神剧式大场面——英雄们徒手撕开“鬼子”、用石头打下飞机、骑着哈雷摩托行军——都没有出现。今天,这部名为《最后的战士》的抗日剧只拍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文戏:上世纪40年代,一小股国民党军队出现在湖南西部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城,以搜查日军为名肆意妄为;但很快,他们也要被送上残酷的战场。

剧本设定的“湘西小城”,与无数同类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旧上海/天津/北京的市貌无甚区别,甚至连街边看板上的地址都写着“上海饭店”。群演们穿着陈旧的、污迹甚至血迹斑斑的旗袍、长衫和军装,忍着笑走位、攀谈。谁也说不清自己演绎的是什麽时候、哪里的故事,甚至看不出出征的到底是 “国军”还是“八路”。毕竟,其区别只在于军帽上有没有一个国民党党徽的贴纸而已。

对制作方而言,相比起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雕琢细节上,还不如更小心地努力规避审查风险。广电总局曾发布《2009年中国电视剧播出和制作业调查主要资料和结论》,电视台在购买电视剧时,最看重的是“思想价值导向”,其次是“题材”,“制作水准”在重要性中仅名列第5位。

在“城门”前,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几位毛手毛脚的男演员推来搡去、检查着空无一物的手包;同时,几位没系皮带、歪戴军帽还敞着前襟的“国民党军官”在一旁端着枪,枪口直冲着我。他们咆哮着:“都他妈地给我打起精神来,要是搜出了一个东洋小鬼子,我请兄弟们喝酒!”

通常来说,这些当年的中国正规军在荧幕上虽然也“抗日”,却往往看重私利甚于民族大义,制造的麻烦总比功绩多得多。在剧情里,与其军纪一样令人不悦的,是他们的素质和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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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剧对国民党和日军的塑造

这样有迹可循的“简化”处理,并非只针对国军。对电视剧编剧来说,这场战争中的每一方都有塑造范式可供借鉴。一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八零后编剧告诉我,最重要的便是“第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凸显中日矛盾和民族仇恨”。不遵照规范,那剧本便很难通过审查

一 样的城楼,一样的街道和广告,一样的服装和群演;差不多的故事,差不多的人物,差不多的情节走向和结局……在各种新奇夸张的情节掩映下,大多数集中在横店 的抗日剧其实都差不多。正面体现国军抗日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详解国共合作细节的《亮剑》和表现日军反战情绪的电影《南京南京》,均被业界人士称为孤例。

收视率的背后:合理化的暴力和色情

在2008年以前,这种强烈的规律性并没有如此明显,那时,每一年的国产电视剧中,抗日剧的产量比例也仅占5%以下。但在中国举办完彰显其大国实力的北京奥运会后,抗日剧的比例一下跃升到13%以上,甚至一度达到近20%。

如 此大的产量,使横店迅速形成了抗日影视产业一条龙服务。在这个中国东南小镇,不仅有战场、民国街道、樱花街和城楼,还有1400多条上了子弹便可伤人的各式真枪,可在当地派出所监管下供剧组租借。在距横店35公里的着名轻工业城市义乌,多个服装加工厂全年无休地赶制着各式军服。结果是,在欧美一向被认为造价昂贵的战争场面,在横店却被形容为方便又便宜

另人惊异的是,经过多年的“疲劳轰炸”,中国观众依然对观看“杀鬼子”乐此不疲。在“抗日神剧”的高峰期,据中国媒体统计,“因‘手撕鬼子’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却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第二轮播出一集200万,利润翻倍;热门抗战剧利润率普遍达到200%”。

此后,抗日剧的热潮略有下滑,但在2014年,收视率排名前十的电视剧中依然有3部——《红高粱》、《勇敢的心》和《战神》——涉及大量抗日情节。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连中国最着名的“土豪”群体——山西的煤老板们,也转行投资起了抗日剧。

在2015年引发了广泛热议的,是一部名为《南京东》的抗日神剧,其中一张剧照在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议:衣冠楚楚的日军军官盘坐在围棋棋盘前,手中握着一把长刀;身材姣好的女子全身赤裸,呈“十”字趴在军官身旁,任由他在自己的身体上刻下累累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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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宣导和平”,实际是通过对女性摧残和物化吸引收视率(资料图片)

我在横店找到了该片的制作人王鹰。王鹰坚持:“我们这个电影是反战的,宣导和平的!”他一边倒上清茶,一边解释起了电影的情节:上世纪初,一位日本的围棋爱好者因仰慕中国棋艺来到南京学棋;他为一位围棋世家小姐所倾倒,两人结婚并回到日本;后来中日战争爆发,爱棋青年作为侵略者再次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屠杀中变得毫无人性;中国妻子闻讯赶回南京,却因阻止日军施暴而被毁容并割去舌头。机缘巧合之下,她被带到丈夫面前,对方却早已认不出她来……

说着说着,王鹰的眼睛越来越亮,语速也越来越快:“手下的人都叫他杀了这女的,他说不,‘我要用她来做人肉棋盘,参透我一直没有解开的中国棋局!’于是就把女的脱光了放在地上,他在她身上用刀刻棋盘和棋子……这才是剧照中的情节!”

故事的结局相当震撼:濒死的女主角用最后一口气举起手,在背上指出破局之子的位置。鬼使神差地,男人突然领悟到自己摧残的正是自己的爱人。然而一切已来不及,中国女子已咽下最后一口气,“鬼子”只能承受自己造下的苦果。“这就是恶有恶报!”王鹰有力地总结道。

没有“反战”,只有“反日”

王鹰坚称,主创们已采访过多位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老兵和平民,在细节方面绝对有据可凭。他随即向我放送了一段片花:在“南京”的街巷中,中国百姓的“尸体”横七竖八倒了一地;一个小女孩满眼仇恨地紧盯着镜头;凶残的“鬼子”持刀扑来,女孩倒下,“鬼子”大笑,“血”染红了整个画面……

《南京东》的主创们当然没有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在王鹰看来,这毫无必要——“我们是受害者啊,听他们的干嘛?”所谓“宣导和平”,在他看来主要是凸显中国人民承受的苦难,“尤其是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他强调。

王鹰的创作思路并非孤例。在我接触的抗日剧编剧和导演中,这样的思路屡见不鲜。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人类灾难,二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受锺爱的叙事题材之一。 但几十年如一日地热衷于单向度观看这场巨祸、沉浸于受害者身份与复仇的情结中,几乎绝无仅有。没有“反战”,只有“反日”。

这在许多外人看来并不是那麽容易理解。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丶常常饰演高级日军军官的日本演员三浦研一在横店就常常疑惑:为什么那麽多抗战剧都要求他在“战败”后表演悔罪、切腹或饮弹自尽?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允许这样暴力的剧情以含蓄的一声枪响、一抹血迹体现,而一定要拍得直接、“有冲击力”、血肉模糊?

神剧的故事还将延续下去,但我在横店的生活已经结束于此。

在汽车站,我遇上了两位也准备离开横店的姑娘。做了三个多月的群众演员后,她们发现工作实在太少,不足以维持生计,只得黯然离去。其中一位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问:“为啥就不能多拍点别的戏啊?抗日剧有那麽好看吗?”显然,她没指望从同伴那里得到答案。

本文为端传媒首发。


延伸阅读:抗日神剧是怎么炼成的:一年消灭十亿鬼子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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