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的女性作家都怯于书写情欲，以防引起争议与攻击，甚至迫于压力，在书写自我中把自己与“娼妇”区别开，被阳性文学所内化、吞噬。
五四运动以来，不少女性作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性压抑时期后，意识到身为女性的价值和打破枷锁的使命感，她们以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女性在男性凝视下的痛苦、扭曲与爱欲。
其中，萧红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她试图通过书写农村社会里女性残缺的身体，扭曲的欲望与支离破碎的爱恨情仇，以探求一条女性主体的道路。她的作品里是写实的农村群象，真实地再现了农村女人们对性的憧憬与无知。
在小说《生死场》中，十七岁的农村女孩金枝对爱情充满着憧憬与渴望，她背着众人，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她的情人，不计后果地，只想要浸在甜蜜的爱里。
“ 鞭子的响声与她隔离着了！她忍耐着等了一会，口笛婉转地从背后的方向透过来。她又将与他接近着了！……姑娘假装着回家，绕过人家的篱墙，躲避一切菜田上的眼睛，朝向河湾去了。
筐子挂在腕上，摇摇搭搭。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静静的河湾有水湿的气味，男人等在那里。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
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故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生死场》萧红
在萧红细腻的书写里，农村女孩对与初恋男孩幽会的渴望、激动与羞怯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她像是“一块被引的铁”被牢牢地吸引住了，此时的她脑袋一片空白。可是，女孩对性事一无所知，她向往的爱情令她像小鸡一样被想要发泄性欲的野兽制服。
男权社会下伦理道德的束缚让女性难以正视或认知自己的爱欲，即便坦然面对，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萧红通过书写在农村社会里女性在追求自身爱欲时所遭受的悲剧，为农村女性鸣不平，以寄托她对女性作为“自救者”而无需依靠男性的愿望。
而近十年间，工人出身的女作家郑小琼也在她的诗歌之中，将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层层监控展现了出来。她以诗歌谱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将身为女工的伤痛、被压抑的情欲、被剥削的身体，血泪与爱恨，揉进了她的诗集里。
醒来的身体，它初春的寒意
绿了窗台上一盆小小的水仙
——它小小的秘密，小小的惊慌春风轻触着荔枝林的脖颈，那些冬天
乘车远去，剩下一坡屋顶的春天
以及绿色的合格单我的爱在机台上
闪着光，它是绿色的叹息
像铁屑一样胆怯，纷飞，杂乱
向着受伤的指头靠拢那些离别的痛
在窗台长出一盆忍冬青
像他的手在挥动
一寸一寸地在体内流动着这些肉体与思念也有着绿的葱郁
暗淡的绿，在远方盛开
迟来的春天，在体内生长
它们的忧伤，是海洋她的时光，在短暂的眺望里
多少爱已隐于暮色，只有灯火
照亮这颗微暗的心跟飘泊的纸片——郑小琼《绿》
在狭窄紧逼的城市空间里，女工们的情欲变得隐秘，被工厂机器的声音所掩盖。
在她的书写里，诗里的时空，在工厂、城市、乡村、远方几个空间中游转，时而陷入了与恋人甜蜜的回忆、肉体交织的热烈和离别的痛，时而回到孤独冰冷的城市一个人漂泊，在工作台上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受伤，她有爱恨，也有生存的压力。
于是，爱欲与漂泊的孤独、劳作的伤痛纠缠在一起，成为了秘密，成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像郑小琼一样的女性基层作家，她们在世俗准则的束缚和生存压力之间，难以言说自身的爱欲，爱欲在她们的文学作品和现实当中都是隐匿的，恍惚的。
诗人邬霞平素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底层打工女子，她在集体宿舍狭小的空间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编织诗歌，也编织着自己的未来与过去。她的诗歌，是一位基层女性劳动者的日常。
她轻轻吐露着自身的欲望和对美好的向往，之后又像打包工业品一样，小心翼翼地重新包装起来。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在草坪上
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吊带裙》邬霞
在诗歌里，邬霞像是一只百灵鸟，在乡土、城市、工厂、废墟之间跳跃，在布满荆棘的生活里，一低头，看见自己受伤的脚，看见自己寂寞的心，偶尔一声叹息，然后继续追寻着美与尊严。
而那些爱与欲望，就静悄悄地流动在她的血液正如流动在这些诗里的物件，也不再声张。
另一位女性作家范雨素，同样是一名基层劳动者。早些年，她以一篇自传性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出名，成为了“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范雨素以朴实的文字对抗苦难，在文章里，她讲述了自己从湖北农村到北京打工的经历，自嘲自己是“被命运装订地极为拙劣的生命”。
我只敢在深夜放声哭泣
在旷野无人的深夜
祈求大地我是一个农民工
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工
所有的苦
我都能够吃掉
我想让我的孩子享点福——《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范雨素
范雨素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是那些对生活最朴质的追求——填饱肚子、喂饱孩子、让儿孙享福。
爱欲是人类原始的欲望和情感，然而，爱欲在她的作品中是隐匿的，生存的压力塞满了她的所有，或许，轻易不吐露，也是她得以维持生存的方式。
毕竟，写诗歌、散文、小说，对于如郑小琼、邬霞、范雨素一样的草根女性作家而言，不过是生活中的极小一部分，她们代表了一个打工者群体在基层的压抑与苦难，她们靠文字满足自己的精神欲望，同时也许还要继续着依靠苦力谋生。
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情欲的呈现形式往往是纠结、包裹和隐藏的。
对于基层劳动者出身的女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尝试表达爱欲，所付出的代价往往让她们难以承受，回归到劳作之中，她们也许很难再找到雇主解决生存问题、也许会遭受性骚扰、歧视与暴力……终究很难在层层压力之下，表露隐匿的自我。
这也是情欲书写被漫长的边缘化，被隐匿、被排斥的一个原因。
丁玲的自传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对展露女性情欲自主权的勇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震惊了文坛。
在文本里，她以莎菲的化身不断的表达对情人的爱欲：“竟有时忍不住想指点他……为什么他不能多懂我一些。”
她亦借用莎菲的心理活动将女性对陌生美男子的渴望、冲动与羞涩毫不避讳的描绘了出来：“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允许我去取得我索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女性在面对道德约束时自身所保留的欲望与幻想，关于性的暗示和对爱情的索求毫无遮掩地表露了出来。
尽管丁玲是借助小说中虚构的身份才得以在社会压抑的现实之外创造一个能够容纳个人爱欲的平行时空。但早期作品中个人欲望的流露还是让她成为了被攻讦的对象。
从文本的幻想世界回归到现实，民族主义者对丁玲“个人主义”的谩骂长达了半个世纪。
而近十年来，农村诗人余秀华的情欲书写也让她声名大噪的同时饱受质疑。
在她的作品里，自我的欲望和生理特性展露无遗，对欲望的自主超脱了一切旧有伦理和道德的要求。她行云流水地将女性内心中的冲动、欲望和感性表现出来，试图通过女性主体的建构，去消解附加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
如果它动起来，我更情不自禁
从屋后斜坡上斜下来的时辰。穿过时辰的夕光
在这相互对照的静止里
有什么被攒起来，越捏越紧。她的呼吸和脉搏都有变化
陡然的绽放和枯萎都是直抵心肺的路途
这中间，是漫长而销魂的荒凉哦，一个对荒凉着迷的女人面对花朵里的北风
北风里的礁石，石头里的海啸
海水把天空拉下了，天空之下，万物轮回一个对荒凉着迷的女人回报过来的是更艳丽的荒凉
但是如果一朵云动起来，在这朴素的下午
一棵草也会动起来，然后是一个湖泊，是风
是一个身影忽然转过身来的一次疑问
她的所有答案都在这里
她所有的答案又变成了疑问——《如果它动起来，我更情不自禁》余秀华
余秀华借助大自然里的云、草、风、湖泊等动态变幻，将性爱体验的心理状态重现，她的害羞与疼痛，愉悦与不安，与万物轮回融为一体，美轮美奂。
在这段情爱叙述中，男人的性爱行为不再作为本能的兽性的存在，他刺激了女人难忍的欲望，而女人与男人共享着性的紧张与愉悦。
在余秀华的作品里，有关个人隐私的披露无疑触动了社会文化的禁忌，但也可从中看出她在书写自我的过程中，努力建构了想展现给读者的自我形象和人生价值观——正如她本人所不断强调的：“情欲，它本身如果不脏，写出来就不脏。”
然而，悲凉的尾调也在她的诗歌里永恒的奏响，余秀华让人瞧见的是自己的张扬和果敢，却把一点点不安和自卑隐匿在诗歌的深处。在她的诗歌里，总有荒凉、枯萎、疑问和哀愁，与她的绽放、着迷、情不自禁成对照。也许，正是因为走在了前沿，才更能感受到女性面对整个社会层层监控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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