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她放弃自杀的不是家庭和友谊,而是被遗忘的她们

作者:李芝  |   2017-07-18 18:56  |   来源: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原创   
摘要:14岁就外出打工的她常常有自杀的念头。在她眼里,家庭不是温暖的港湾,朋友也可能再次欺骗她的感情和财物。直到那一天,她遇上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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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补药脸

“那时候总觉得活着很痛苦,很累。”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小岚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从中学开始就经历的抑郁时期。

小岚来自雷州,皮肤黝黑,讲一口粤式普通话。22岁的她已经外出打工7年了。

家和亲人未必是港湾

14岁那年,她决定离开自己的家,和堂姐堂妹一起来到了深圳打工。这里还有她的在外打工多年的表姐,可以照应她。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做电子烟的电子厂做流水线普工。一到周末,她就会去表姐的厂里学做模具。

“模具厂很脏,噪声很大,我每次都会把手搞得很脏。但是我挺喜欢的。因为车间里噪声很大,所以我不需要和别人说话,表姐找我说话,我就假装听不到。”

光是想象一下这种工业噪音,我也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下意识地感到神经紧张。但是在她眼里,这种噪音却是逃避与别人交流的好地方。

小岚有三个哥哥。他们都和小岚一样,沉默寡言,兄妹间也很少交流。

“我的父母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却总是要求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TA们很怯懦,每次被村里人欺负,TA们只知道忍。”在小岚眼里,哥哥们和父母都不是自己可以倾诉内心世界的对象。

在富士康工友跳楼事件发生之后,关于新生代工人的精神健康研究渐渐丰富起来。早期对外出务工者的研究基本上有一个相似的结论:家庭和亲人给打工者提供了首要的精神支持。

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强弱可根据交往双方的互动频率、情感卷入程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往次数四个指标来测量。双方交往次数多,感情好,就会形成亲密关系的强关系,不紧密或间接联络的社会关系是弱关系。早期的研究通常把亲人,朋友定为强关系,而同事和其他人定为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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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分析强弱分析示意图

这些深奥的研究成果,小岚不会读到。就算读到,她可能也会发出冷笑。因为家一直是她想要逃离的地方。这也符合最近学者们对新生代外出务工者的研究发现:和老一辈的外出务工者相比,新生代的TA们有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获得他人认可的意愿。社会交往越积极的TA们,获得的社会网络支持就越充分。

可以联想到,因为童年的不愉快而拒绝与人交流的小岚,并非不需要与人交流。相反,她是一个内心世界矛盾而复杂,情感丰富而纠结的人,她渴望被关心,渴望朋友。

唯一信任的朋友欺骗了我

在外出打工的第二年,小岚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贵州大姐。

“她是我在做第一份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候我刚进厂,因为年龄小,活儿又不熟练,一些老员工就会欺负我们新来的,经常骂我们。但是,和我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贵州大姐就对我很照顾。”后来,小岚还和贵州大姐一起外出合租房子了。

但说是合租,房租却都是小岚一个人交的。那位贵州的大姐从来不提、不主动交房租。腼腆的小岚也不好意思问贵州大姐分摊租金。小岚经常为两人买菜做饭,甚至会帮大姐洗衣服。

听到这里,我大概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在外打工多年、喜欢占便宜的大姐,看中了小岚的单纯和天真,在她那里蹭吃蹭住而已。

但在那时候小岚只知道大姐对她很好,渴望被关心的她很珍惜这个朋友,所以从来都不敢提房租和水电费的事情。

两三个月之后,贵州大姐告诉小岚自己怀孕了,同时又验出了甲亢,需要钱回老家治病。于是小岚把自己仅有的2000块钱积蓄全都给了她。

然后那位大姐就彻底消失了。她还把小岚的QQ拉黑了。

大姐伤害了她,刺痛了她那颗脆弱敏感的心。

“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拒绝与人交朋友,我对所有人都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我甚至敌视他们。”时隔7年,小岚在谈及这段被骗经历时依然有点激动。

被欺骗,似乎是每个初次外出打工者都逃脱不了的“宿命”。

身无分文的小岚通过各种方式找贵州大姐,甚至守在她丈夫打工的厂门苦苦等待,期望能从她丈夫那里拿回这笔钱。但是,无论她用了什么办法,她也没有再见过贵州大姐和她老公。

走投无路之下,她只能哭着打电话跟妈妈说自己没有生活费了。她不敢和妈妈说自己被骗了,因为那样妈妈就会要她辞职回家。她只好编了个谎言说自己把钱给丢了。

贵州大姐离开后,小岚开始失眠。每天下班回到家她就只看一些无聊的电视剧、绣一下十字绣,消磨时间到凌晨。然后昏沉沉睡两三个小时,起床去上班。她从不和厂里的人出去玩,整天整天地不说话。

因为丢了钱又不肯回家,她和妈妈在电话里争吵了几次。之后,她也不想再给家里打电话了。

正处于敏感脆弱人生阶段的她,关上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还在外面裹了好几层防护,孤独地蜷缩在里面。

她们的出现拯救了我

一个人在异乡的孤独无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厂里的工作忙碌、紧张却又重复、无聊,外出打工的第二年,15岁的她每天麻木地往返于流水线和出租屋之间。

有时候,她会一整天情绪低落,也曾经想过自杀。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世界抛弃过无数像小岚这样背井离乡、把绚丽的青春消耗在流水线上的少女。她们也曾天真烂漫,她们也曾对未来充满无限想象。

2013年,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班路上,小岚随手接过一个人发的一张报纸。这种在街边发的小广告,小岚已经习以为常——她猜拿到手上的,多半是妇科私人诊所广告吧。

她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份报纸,走了几步正准备扔掉时,“招募义工”四个大字让她的神经紧张地抽动了一下。

她想起小时候爷爷告诉她,“义工”是做志愿者,是帮助别人的,是好人。这句话在她的心里埋下了种子,她小时候也很想以后可以做义工,想去帮助别人。到深圳之后,她曾经想到共青团深圳市委发起的义工联做义工。但是因为要填很多资料,她觉得太麻烦,便放弃了。慢慢地,她已经忘记了这个小小的愿望。

然而,这份无心却又似乎命中注定的报纸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发了芽。即使她无助,孤独,漂泊,内心纯真善良的她依然有去帮助别人的冲动。

带着好奇,她申请加入了报纸上提供的QQ群号。因为被欺骗的经历,这次她学聪明了。连续好几个月,她都只是暗地里观察群里的工友和义工的聊天,从不发言。

年底,小岚想换一份工作,多学一点技能。但是工厂不肯放人,还威胁要扣她工资。这是很多打工者都曾经闯过的“辞工难”大关。百般无奈之下,她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打了那张传单上的机构的咨询电话——这个机构就是后来改变了她整个精神状态的机构:手牵手工友活动室。

在手牵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小岚如愿辞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这次经历让小岚放下了内心的防线。但即便如此,如惊弓之鸟的她还是继续在群里观察了半年多,才真正参与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义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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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来源:网络

“那天好多人啊,把我吓到了。”小岚回忆说。那时候,工作人员组织大家玩游戏相互认识。“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声音很小不想说话,基本上是之前和我联系的工作人员帮我说的。”

花了一个半月,小岚才慢慢放下戒备,开始对这群热情、友好的人产生信任。她也开始和人聊天,开始交朋友。

“我会和手牵手的伙伴们一起学习劳动法知识,一起做外展,给路过的工友做劳动法知识普及,一起发报纸,一起去探访工伤工友。”回忆那段时光,小岚连说话的语速都轻快了很多。

也就是那段时间,她内心里想要自杀的念头在慢慢消解。她看到工友们在义工的帮助下追回欠薪,她看到遇上家庭暴力的工友们在大家的团结互助下脱离险境,她和大家一起探索作为一个女工人所经历的性别歧视和自我成长,她结识了可以真心信任的朋友——也是和她一起共同进退,助人互助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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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小岚重拾对人生的期望时,这个机构却因为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逼迁,直至关停。

手牵手搬走那天,小岚向工厂请假想去帮忙。工厂不批假,伤心又着急的小岚和主管大吵了一架,辞职了。在小岚看来,工作在哪里做都一样,这份工丢了再找一份就是了,可是这么好的机构,关闭了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尽管工友们尽力争取,手牵手工友活动室最终还是关闭了。她很崩溃,失落地离开了深圳。

不回头地漂泊

“从那以后,我的抑郁情绪又开始反复出现,甚至比去手牵手之前还糟糕。”

小岚努力地寻找下一个“手牵手”。她辗转广州、深圳各个有类似的公益机构的地方,也认识了不少工友,但是她始终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很久。

“她是一个浪子。”周围的朋友都这样形容小岚。

就在我们访谈的几天后,她又离开了这个她待了不到半年的地方。她说:“我会先在广州待一阵,之后也有可能会回家,但是也不能确定……在深圳每天上班的时间很长,工资却很少,花了很多钱租房,洗手间很脏,不通风,还会有臭虫……我不觉得这城市的公交车、现代化和我有关系,我的生活轨迹就是从工厂到出租屋。那些高楼大厦让我觉得压抑。”

在她离开深圳的前一晚,我们去唱K。平时她很少肯开口唱歌,那天她唱了张震的《再见》:

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这个22岁的资深打工女孩哽咽地唱完这首歌,准备迈进下一阶段的人生冒险历程。

 生活给人出了很多难题,再多的理论框架也无法为我们提供解决这些难题的答案。人总是细腻而复杂地和身边的一切发生联系。家庭被认为是打工者首要的社会支持,却总有可能因为教育、沟通、文化习惯等因素,成为情绪压抑的源头;友谊虽然被人歌颂无数遍,但如缺少共同价值观和诚恳真挚的互动,也会无可避免地成为伤害心灵的刀刃。

而这些真诚地服务工友的机构,默默地牵着工友的手在陌生的打工城市中闯荡,成为工友们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心灵港湾。团结友好,互助互爱,用集体的火光照亮每一个孤独的心灵。

可惜TA们的贡献却常被忽视或误解。被消失的工友服务机构,甚至慢慢地在被遗忘。

*参考文献《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基于广东六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张蕾,常媛媛,《西北人口》2014年第5期 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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