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学校无法进 打工学校名难正 三百公里上学路

王剑 · 2016-04-01 14:43 · 南方周末
摘要:进入城市里的留守儿童难以进入公里学校,而打工学校又大多是无证办学,一起来看看留守学龄儿童在受教育问题上的困境和挣扎吧。

101707.jpeg@660x440.jpg

张绍莲(12岁)和弟弟张绍杰(10岁)自己独自生活,他们都是云南漾江镇脉地完小学的学生,他们的爸爸在女儿三岁就离家出走不回来,他们的妈妈在外地工地里做钢筋工人。外公住的离他们不远,他们周末时候会去外公家帮忙做点农活。(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3 月24日,南方周末推出20版《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专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3月29日,民政部宣布,从2016年3月底至7月底,与公安部、 教育部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摸清农村留守儿童底数,并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库。本期这8个版作为续篇,聚焦“成长”——北京,流动儿童在大城市中的受教育门 槛;湖南永顺,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国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对策。

还有儿童视角之外的三个故事:一位母亲在12岁女儿“千里寻母”后的艰难抉择;时评家廖伟棠、“打工诗人”邬霞等人回忆他们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纪录片导演从记录“守望”转向“乡愁”这个大问题。

101721.jpeg@660x440.jpg

2016.3.24 《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A1-20(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单程300公里,这是张超越的上学路。

家住北京顺义区,学在河北衡水市,每月乘火车往返一次。两年前,衡水英才学校五年级学生张超越就开始了这样的候鸟生活。

和张超越一样的候鸟,在英才学校还有1200多名。

数据显示,北京每10名学生中就有近4名是流动儿童。如果他们不想返回家乡,成为全国6102万留守儿童的一员,他们的求学路将更为艰辛。

从十年前的百余人到如今的上千人,英才学校的魏刚老师接送这些孩子已有十多年,见证了候鸟群体的壮大。

每次接送,“都是次惊心动魄的旅程”。1200多名学生,两人一排,前后间隔一米,队伍长达600米。到站后,二十余位接送老师神经紧绷,待旅客散去,候鸟团才开始行动。车门处,老师与列车员对站,防止孩子掉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

和英才学校一样,在廊坊、香河、衡水、三河等环绕北京的河北市县,都有类似学校收留这些被北京“拒绝”的学生,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条“环北京教育带”。媒体将这些候鸟学生唤作“坐在北京门槛上读书”。

对于跨越近三百公里的学途以及按月计算的团聚,家长颇为“无奈”:有的缺北京户口,有的难以满足公立学校门槛,有的担心日后高考受限提前打算……

相比于留孩子在老家,“学在河北”得以让这些家庭保持一种经常性的完整。

难以跨越的门槛

在魏刚的记忆中,2014年9月,候鸟群体一下激增数百人,首次破千。彼时,正逢北京严控城市人口规模。

事实上,不止北京,从2013年起,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都在提高公立学校入学门槛。“控制人口的压力影响到流动儿童入学。”“新公民计划”项目主管魏佳羽说。“新公民计划”是一家致力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公益组织。

入读英才学校前,张超越一直在陕西省宝鸡市一所乡村小学就读。父母在北京打拼十年有余,其父是司机,其母是美容师。张超越寄托着“超越父辈”的期望,在北京读过一年幼儿园后,因难满足入读公立学校条件,不得已转回陕西。

事实上,非京籍学龄儿童要想上北京公立学校,首先门槛就是“五证”: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实际操作中,“五证”背后另有门槛。比如,北京市昌平区的入学审核仅“暂住证”一项就要求:“父母双方持有暂住地公安派出所2014年12月31日 以前制发的暂住证,且暂住证在有效期内。”北京市石景山区租房者的“居住证明”连带的证件,还有租房合同、房主身份证原件、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最极端的 案例,五证甚至变成二十八证。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201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是对劳动力最基本的权益保障,控制人口规模不应该忽略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人口控制并非唯一因素。曾专门研究过流动儿童教育的华东理工大学陈小华博士揭示了另一层原因:流动儿童到城市求学,相应的义务教育财政经费还在流出地政府手里。对流入地政府来讲,接纳的流动儿童越多,财政压力越大,因此对流动儿童办学的积极性并不高。

张超越父亲张伟东算了一笔账:在陕西老家,孩子上学一年只需数百元,现在每年的花销在一万五千元左右,“这等于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的福利”。

在流动中成长在流动中学习

无法就读公立学校,相较于去河北上学,从花销来看,就读本地打工子弟学校,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据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显示,全国范围内流动儿童约有11.3%(超过200万)就读打工子弟小学。

这种选择背后是一种无奈。如今,7岁的河南姑娘王娜就读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新利学校。起初,母亲张艳想把王娜送到公办学校,却无力办齐五证,后来尝试送到公办打工子弟学校,办好了其他证件,却卡在社保证明。

“我家这工作,哪有社保?”一直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张艳叫苦道。夫妻俩只好把孩子送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至少还有学上,不至于回老家。”

张艳所在的皮村地处北京市东五环外一处城乡接合部。因临近首都机场,村子上空差不多每隔几分钟便有一架飞机掠过。生活在这里的人,或在市场开店出 摊,或在附近的家具厂、沙发厂、门窗厂打工。这里本地居民约一千四百多人,外地居民一万多人,特点之一便是人口流动大,身处其中儿童也四处迁移。

年过半百的吉林人苑长武先后在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任教,他记录了顺义区清红蓝打工子弟学校一个班级学生流动的状况。2012年,苑长武所在的三年级有 52个学生,到2015年小学毕业时,还有37个学生,其中原班(三年级)学生仅剩13个。其间,转来转去的学生有71个,三年里,这个班共接纳了108 个学生。时间最短的,不足一周。

苑长武记得有位学生课上到一半,被父亲叫走,再也没有回来。走前,甚至没有时间跟同学告别。“这群孩子在流动中成长,在流动中学习,过早地体会到别离悲欢。”苑长武说。

从皮村环岛,穿过数百米狭长、逼仄的临街商铺,绕过低矮的民居,便是王娜就读的新利学校。学校独门独院,水泥楼房。但张艳并不满意,她去学校时总闻到一股“类似鸡毛的气味”。

“打工子弟学校里,一个老师可以教数科,甚至可以跨越年级来教。”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的张艳一边刷碗,一边抱怨,“老师常常教完就走,不管孩子是否学会。”

相较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900元一学期的学费并不高,但时常冒出的各种杂费,令张艳有些恼火。“买个扫把都要交钱。一学期下来,得花1400多块。”在她心目中,好的学校应该“干净一点、学费低一点、教学好一点”。

101710.jpeg@660x440.jpg

这些流动儿童像“候鸟”一样,家住北京,却要乘火车去河北衡水上学。在河北廊坊、香河、衡水、三河等环绕北京市县,都有类似学校收留这些被北京“拒绝”的学生,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条“环北京教育带”。(CFP/图)

挣扎在灰色地带

2016年秋天,张艳准备把女儿转到皮村的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这所学校吸引张艳的地方在于其公益性与多元性。

同心实验学校是由公益机构“打工之友”创办的,启动资金来自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的收入。自2005年创办以来,同心实验学校广受关注。

一入校门,墙上挂着“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实践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定点支教学校”“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服务基地”等十多块金色牌匾。2012年,因无证面临关停之时,包括崔永元、李昌平在内的六位名人致信教育部部长,呼吁保留同心实验学校。

张艳或许并不知晓这些过往,但一拨拨捐赠、时有出现的外国支教者,让她隐隐觉得这个学校“有根底”。

但正是这所“有根底”的学校,依然面临无证办学的尴尬。遇到想要翻新校舍的资助者,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都会劝说他们把钱花在当下最急需、更为保险的地方,比如安装暖气片、安装校园监控设备等。“万一遇到意外,校舍带不走,东西可以带走重来。”

事实上,在国务院颁布“两为主”政策(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以流入地为主)前,打工子弟学校便应需而生。在沈金花看来,这种需求至今未 变。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更像是民间的“教育自救”。但像同心实验学校一样的打工子弟学校,仍处在灰色地带,且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

担任校长11年,沈金花深知政策变化的影响。2005年到2006年,朝阳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自然生长。随后一段时间,区教委甚至对学校管理人员、老 师进行业务培训,规范其成长。2010年,打工子弟学校便开始历经不稳定的关停期。激烈时,会有联防队员坐在校园门口,不让学生前来报名。

《新京报》曾对5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的500名学生流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68名学生进入公办学校,165人回原籍读书,265人转到其他打工学校,另有2人选择暂时待在家里,其家长在为进入公立学校而努力。

2013年,北京市电子学籍政策出台,需要五证证明。很多家长因五证不齐,难以为孩子办理学籍,同心实验学校流失了不少学生。在沈金花的办公桌上,堆了数十本需要退还书商的教材。与书商的一次交谈中,沈金花得知,附近数个打工子弟学校的订书量比去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

从2013年至今,虽不见旋风式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在教育政策、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开始自然萎缩。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的一份调研显示,截至2014年9月,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已从高峰时期的400多所下滑至130所,其中只有约半数取得了办学许可证。

张艳并不清楚这些。她的打算是将女儿送进同心实验学校开设的舞蹈班。

对未来北京流动儿童流向分析后,沈金花决定另辟发展之路,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新办了低收费的艺术培训班。除此之外,沈金花还打算开办专门面向打工者子女的普惠型早教班。

“等不了下一个十年”

同心实验学校三百公里外,是衡水市英才学校。十多年前,英才学校校长张振友便对学校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他觉得,人口在流动,且越来越频繁,但教育却难以随之流动。一开始,他便将学校定位为“半军事化的寄宿制学校”。

二十年来,英才学校已从建校时的42名学生、7排平房,发展为一所横跨小初高、人数达5000人的学校。其中,来自北京的候鸟学生有1200多人。在录取之前,英才学校会对报名者进行考试。张振友说,每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报名者无法通过。

看到机遇的不止英才学校。在河北廊坊、香河、衡水、三河等环绕北京市县,有诸多学校接纳非京籍学生。45岁的王安平户口在长春,家住北京通州区。他的两个孩子都“坐在北京门槛上读书”——女儿王铭月在河北省燕郊读高二,儿子王业翔在河北省衡水市读五年级。

在送孩子去河北前,王安平曾寄望北京能放开异地高考。十一年前,王铭月该上小学。一位小学校长告诉他,十年内外地人的孩子有望在北京参加高考。王安 平信以为真,想办法将女儿送到北京的公办学校,读完小学读初中,眼见高考在即,政策未见松动,不得已将女儿送到河北燕郊读高中。如今,他更早早将儿子送到 衡水。“已经等了一个十年,再等不了下一个十年。”

在王安平看来,将孩子放在北京读书,却不能在北京考试,无异自毁前程。在北京,一天学习七八个小时,周末、大小节日,甚至雾霾严重时都会放假;而在 衡水,儿子一天学习十四个小时,一个月只集中放假一次。王安平给两个孩子办了河北户口,“如果将孩子放在北京学,以后怎么跟河北的学生竞争?”

王安平认同衡水的教育模式,但他心痛的是感情割裂。这位刚强的东北汉子,父亲过世时都没流一滴泪,却因为儿子上学抹泪。王安平年少离家,与父母聚少 离多,“久了,与父母的感情就淡了。父亲过世时,我梦到他在梦中喊我,但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第二天,哥给我打电话,我才意识到父亲走了。”

王安平不愿意同样的疏离感发生在他和儿子之间。自儿子去年入学,短短五个月,他已驱车往返京冀36趟。一次雪天封路,顶着高烧的他下午4点从北京出发,凌晨1点才到衡水。“其实到了也做不了啥,就是想孩子。”通常,他陪儿子吃顿晚饭,住一晚,第二天早晨再把他送回学校。

王安平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儿子刚入学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王业翔神色黯然,站在学校大门铁栏杆后,低着头,流着泪,背后是空地和教学楼。王安平给照片起了个名字——“北京,你怎么忍心拒绝我?”

为了照顾女儿,王安平在燕郊租房,上下班开车往返京城。待女儿高考完,他准备把家搬到衡水,陪伴儿子。他说,不想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位。

张艳打算等到女儿五年级时,搬回老家河南。在她看来,老家教育质量更好,未来高考也没有身份障碍。“再晚就怕孩子回去跟不上(教学进度)了”。只是那时,她和留京的丈夫将面临分别。

对于张超越,张伟东希望她能考上衡水市重点高中——衡水一中。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他时,张伟东正驱车赶往衡水。上午老师告诉他,张超越低烧不退,需回 家医治。张伟东和妻子赶紧请假,接孩子就近去医院检查。待回到北京,霓虹灯亮起,车辆排起长龙。对于这个家庭,未来这样的路程,还有很多。

决策参考

城市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流动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要迅速加大投入,让尽可能多的流动儿童入托入园;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切实落实国家的“两为主”方针,大城市尤其责任重大;在义务教育后阶段,要着力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为流动儿童的发展提供应有的机会。

(转载时有删减)


  延伸阅读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现状:每百个孩子有13个在“流动”

流动儿童教育,何去何从?

资源不足是流动儿童不能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理由吗?

1457923435128187.png

发送
获取验证码
确定
恭喜您投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