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梦停到Ricki:计划生育下被遗弃的中国女孩

2015-10-22 10:48 · 华盛顿邮报
摘要:十八届五中全会结束,公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将允许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而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有逾10万儿童由西方家庭领养,作者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儿童大多数都是女孩,既是一孩政策下的副产品,也是传统的重男轻女文化下的产物。这些女孩大都不了解自己离开的家庭──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是这些家庭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抛弃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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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琪(Ricki)和她的美国父母──比尔和温迪.马德(Bill and Wendy Mudd)。照片来源:Ricki Mudd

“你的航班几时到达西塔国际机场?”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挺基本的问题。但我身在中国的弟弟武超(音译)发短信给我的时候,这问题就把他搞糊涂了。他今年19岁,从来没有坐过国际航班,所以不曾想过去查问航班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也没有搞清楚航空公司或航班编号,只知道他要坐的飞机从上海出发。我得自己去查相关资料。

后来,我要他把机票确认的信息发给我。信息是用中文写的,但我对中文只有最基本的认识,所以看不懂,只好传到谷歌翻译器,将句号放在奇怪的位置,好让软件识别出中文字。哈!我认出“达美航空”这个字了。我向客户服务部发了封电邮,附上机票确认信息,并保证我不是想要套取识别资料──我只是不想弟弟过海关后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最后,我得到了回覆:他预定于12月21日早上7时42分抵达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

有时想想,不免有种异样之感:武超本应是家中的宠儿。中国社会偏爱男丁,我的父母一直想追生男孩,把我藏起来,最后将我送给别人领养。

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有逾10万儿童由西方家庭领养,我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儿童大多数都是女孩,既是一孩政策下的副产品,也是传统的重男轻女文化下的产物。我们大都不了解自己离开的家庭──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是这些家庭放弃了我们。

9岁那年,我收到亲生父母的来信。自此之后,我去过两次中国,去认识他们,并寻求解答许多领养儿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父母不要我?要是他们本不想放弃我,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要是我留下,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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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莉琪(Ricki)与生母拥抱。照片摄于内地。

他们的说法,相信是所有领养儿都希望听到的:我的父母从来不想把我送走,反而尽了一切努力想把我留在身边。但我已经学会不再纠结于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一家和其他许多家庭都因一孩政策而受了许多苦。但我的父母被迫抛弃我,却为我带来难以置信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如此难以抗拒,以致我父母留在身边的孩子──我的弟弟,决定去年来到美国留学,并享受这里的其他好处。

对许多领养儿来说,尤其是被跨国领养的孩子,寻找亲生父母往往是徒然之举。我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实在是个奇迹,而且我们几乎就擦身而过,永远无法相认。

2000年,当时我只有7岁,跟着美国父母回中国见我的新妹妹Rebecca──这是他们领养的第三个女儿。旅程当中,我们造访了浙江衢州一家孤儿院,那由便是他们领养我的地方。我们带了医疗用品和来自其他领养家庭的捐款,交予职员。我们的捐赠得到很多善意的回应,所以当我的美国父母追问我的来历时,我们便受到邀请:愿意探访一下我的“寄养家庭”吗?

我们在崎岖的道路上驾车约一个半小时,才到达深山一条小村子。在那里,我们经介绍认识了范女士,她蓄着短发﹑穿深蓝色上衣和长裤,看起来很像中山装。她显然认得我,但对于我如何来到她家的说法却前后不一致。本来她说在火车站发现我,后来又换了说法:邻镇一户家庭请她照顾我。我们也不知道该相信哪种说法。我们回到美国后收到她的来信,说我其实是她女儿的女儿,并请我们寄一万美元给她帮补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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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莉琪在浙江衢州和亲生父母一起吃饭。

后来不知怎的,我在衢州的亲生父母听说范女士跟一个美国家庭有书信来往。我的亲生父母后来告诉我,当他们去到范女士的村落向她打听时,她态度回避,但她的儿子塞了个有美国地址的信封给他们。

从中国回来后两年,有封写错了城市、但邮政编号正确的信,寄到我在西雅图市郊的家。信中言辞情真意切,比范女士的信更令人觉得可信可靠。这对夫妻自称是我亲生父母,但并没有要求任何东西。相反,他们感谢我的美国父母照顾我,也感谢他们提供金钱上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信中附上的婴儿照证明他们所言非虚。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12岁的时候,或至少在我懂事以来是第一次。在机场,我的亲生母亲抱着我抽泣,仿佛她再也不想让我离开。跟他们见面,我既兴奋又紧张,但这次重逢令我有点吃不消。我不懂普通话,也搞不清楚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

18岁时我又回去了一趟,留了六个星期。这次我年长了数年,又学过一点普通话会话,开始能够拼凑出自己的故事。有些细节仍然很含糊,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相对于美国人,中国人对模棱两可之事比较无所谓。

我生于1993年4月26日﹑4月30日或5月5日,这要取决于你问谁。我的出生使家人失望,他们为我取名梦停,即“梦想暂停”之意。祖母向父母施压,要他们别为我申请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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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和莉琪.马德摄于美国西雅图。

她解释:“在这里,像我们这样一个农村地方,一个家庭不能没有儿子。家庭不断遗弃女儿、直至生出儿子,这种做法十分普遍。”

我的父母说,他们抵抗着这些压力。我的妈妈告诉我:“我求你爸爸的家人留下你,但你的祖母拒绝了。我说女儿也没有问题,但奶奶不让步。"

家里全是由我的祖母作主,所以我的父母同意追个儿子。同时,他们向政府隐暪我的存在。

生命中头几年,我是非法的﹑见不得人——外出时要用购物袋装着,在家中就要待在楼上,不得作声,总是活在黑暗中。有一次我跑到天井,外婆便掌掴我。大家都很怕我会被发现。

我的父亲现在说:“超生是很可怕的。如果政府知道了,就会有麻烦。会有人来到你家,拿走所有谷物,对你为所欲为。有时侯,他们更会破坏你的房子。"

我的母亲回忆说:“即使是新房子,他们也会到屋顶上大肆破坏,最后把整个房子夷为平地。我们必须不停搬家和躲藏,真的很痛苦。我们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怎样联系上范女士,但他们告诉我,武超出生后不久,他们就跟范女士达成协议,由她抚养我。她的弟弟从未结婚,会让他领养我,而我的父母会寄钱给范女士,同时秘密与我保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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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在西塔科的家。

在范女士家的日子我只有淡薄的印象,记忆中有一次我太饿了,在肮脏的地板上捡鸡骨头来吃。但我在那里的时间不长,只过了100天,计生官员就把我抓走,带去孤儿院,范女士声称村中有人举报他们。

我父亲说他曾试图把我带出来,但被赶走。我母亲怪责他没有尽力。他们说,有一次我的母亲太过心烦意乱,用刀刺父亲的腹部。父亲后来被送进急诊室,这件事最终导致他们离婚。

一孩政策自1979年推行,去年才开始放宽。这个政策令我很难过,而当我得悉重男轻女的现象,就更加生气了。这观念明显是性别歧视,我也身受其害。但跟我的亲生家庭谈过后,我开始明白背后的道理。中国有大量农地,很多家庭的生计取决于农作收成,而男性适合体力劳动,所以更受重视。而且,生儿可以防老,因为妻子被认为是嫁入婆家,有义务先照顾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父母。男生也更能传承家族荣誉,因为只有男性可将姓氏传给下一代。当然,这些传统本身也源于某种性别歧视,但不单纯是因为人们喜欢男孩多于女孩。

我想,我大概算是接受了这种观念。我甚至跟祖母和好了。先前我一直害怕见她,但我对这人很好奇,毕竟她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极大影响。所以,那次延长了的旅程中,我的生父开车送我去她的村庄。

她叫道:“你回家了。”然后带着我到一个灰泥剥落的小房子。她开玩笑说最后一次见到我时,我比较胖乎乎。她坚持为我准备了满桌饭菜,欢迎这个她从不想要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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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莉琪和亲祖母。

我没有觉得被抛弃,反而感到庆幸。看到自己中国家庭的生活如此困苦,假如我当初留了下来,这也会是我的生活。

我的家乡——衢州,曾经是孔子在南方的居所。当地有一座著名的寺庙和风景秀丽的湖泊,但也是个肮脏的城市,街道上都是坑洞。

虽然我的亲生父母被视为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也只是过得去而已。我爸爸几年前投资汽水生意失败,几乎失去所有资金。现在他凌晨二时就要起床,给早餐店和商店派送牛奶。他所开的卡车,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除了喇叭外,所有部份都会发出声响。他住的房子尚未建好,地板铺满尘埃,电线缠在墙上参差不齐的缺口。

我妈妈住在一个相对不错的公寓。但是,当我跟她在一起时,她刚完成子宫颈癌的化疗。而据我所知,在中国,政府并没有提供很好的社会安全网去照顾不能工作的国民。她只能依靠男友供养。

再来就是武超。父母离婚似乎令他特别难受。当我在中国见到他时,他很沉默,常常目光低垂。他不喜欢外出,也不邀请朋友来玩,在学校表现也不好。母亲归因于他沉迷电子游戏,但她也没有让武超好过。我跟他们一起的时侯,她几乎每天都会为了各种各样的事大声骂他。有一次她掌掴他,于是他深夜跑出了家门。她承认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不听话,我会要你姐姐回来。我宁愿留下你姐姐,而不要你。"

她说,她知道这样会伤害他,但是这让她好受一点——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会少一点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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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琪和弟弟武超。

我的美国父亲从孤儿院把我接走之后,曾在酒店里拍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我泪流满脸,鼻涕也流出来了。当时我将近五岁,看起来像吓坏了,而且脾气不好,既会咬人,也会把食物吐在地板上,使我的养父母怀疑是不是做错了决定。我也作过可怕的恶梦:在梦里,我看见亲人被杀死。

但是,我在新家庭的支持下,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我的新家人有比尔和温迪·马德(Bill and Wendy Mudd)、他们五个成年子女,还有日后从中国收养的我们三个孩子,还有两个从越南收养的女儿。我的父母不是有钱人,但生活宽裕。父亲曾是消防局长,而母亲曾在梅西百货公司担任美容师,那时百货公司还未开拓在eBay售卖玩具和收藏品的业务。我们居住于距离机场五分钟的西雅图市郊西塔科。房子有六间卧室,后院有游泳池和秋千组合。

很早以前有一位医生预测我的学业成绩不会很好。可是,我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乏多动症并接受治疗之后,我的学业表现超出了预期。我18岁时高中毕业,同时取得了一所社区大学的副学士学位。我由此取得足够的学分,往华盛顿大学就读。我获得全额奖学金,并在两年内完成大学课程。毕业后,我曾在大学的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系担任研究助理。之后我将开始修读关于以人为本的设计学和工程学的硕士课程,为期两年。

无论是在我的美国家庭还是中国家庭,我都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我一直努力让两个家庭都为我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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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莉琪和弟弟武超。

最后,我弟弟所乘搭的航班准时抵达。我到机场去接他,他有一个手提行李和两个托运的行李箱,其中一个装满了送给我美国家人的礼物,以及给我的玩具熊猫和衣服。

我的美国父母之前主动提议,如果武超想到美国参加学生交流,他们可以让他留宿。高中时他没有来交流。后来,因为他的高考分数不够,进不了中国的顶级大学,于是我的亲生父母问我的美国父母还能不能让他留宿。他们认为,只要武超能够取得美国大学学位,还有机会学习英语,回到中国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今年秋天,他将在一所社区大学修读会计课程。我的中国父母会负担学费,而我的美国父母则会承担其他支出。

武超来到美国之前并不太了解这里。

他问道:“美国有大米吗?”当我告诉他许多美国人每天都会淋浴时,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疯子。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让我们更了解对方。当我们谈论到我被收养的事时,他就会安静下来,眼神缥缈恍惚,说觉得自己也有点责任。我尝试安慰他,告诉他我没有丝毫怨恨。当我们的父母离婚、吵架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对此我感到内疚。我们已经约定,彼此要不离不弃。

他说:“当我事业有成、赚到很多钱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探望你的。”

中国社会可能只能容下我们其中一人,但是我们的人生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华盛顿邮报

(翻译/RitaTsang,Kara Cheng;编审/Alison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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