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就打吧,大不了打死算了。”
来自四川南充的琼在丈夫频繁的暴力和殴打之下如是说,对于丈夫的暴力行为,琼从忍耐惧怕转变为听天由命,对婚姻生活不抱期待且倍感绝望
1999年,琼经家里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那年琼17岁,两年后,为了给病危的婆婆冲喜,两人匆忙操办婚礼,在结婚前夕,丈夫就因心情不好踢了琼一脚。
婚后两人从四川来到深圳打工,出门在外,琼得到的不是丈夫更多的关心和照顾,而是他越来越频繁的拳脚相加。琼的丈夫喜欢上网、打麻将,每次只要琼去制止他,就会招来一顿暴打,即使在琼怀孕期间丈夫也毫无收敛。
“有一次我还怀着孕,他在外面上网上到很晚才回来,我不敢给他开门,因为我怕他进来了就要和我打架。后来他第二天上完班回来,我给开门了,他就打我。他姐过来拉架都没用,最后没办法,我拿了一把刀出来,他才感到怕了,收手了。”
今年琼已经33岁,但在回忆自己的挨打经历时,她依旧感到后怕。
琼的家人也都知道丈夫经常打她,但是远在老家的他们也只能在电话里责骂,无法起到实质的劝阻作用,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琼的丈夫更加肆无忌惮,甚至还当着琼的同事和孩子的面打她。
琼一度很害怕和丈夫打架,直到有一次她发现丈夫和一位女同事聊天暧昧,琼怀疑丈夫有外遇,两人因此打了很多次架之后,琼突然不再惧怕和丈夫打架,开始对生活感到失望,不再期许丈夫为家里做什么,而是自己独自存钱供养两个年幼的孩子。
琼并不是个案,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并不只是在电影里才出现。在我们访谈的个案中,挨打出现的频率之高让人惊讶。
据深圳市妇联一份数据表明,2007年至2010年三年受理的家暴求助者中,非深圳户籍女性约占72%,但外来女工群体的家暴受害者一直处于关爱真空带。
虽然很多研究表明打工母亲参与工作后,挣到的工资,有利于改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父权文化,仍然存在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传统的夫权思想,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有增无减;而社会上,我国妇女的地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多数人仍然持有“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而“清官难断家务事”之类的观点,在这些原因之下,打工母亲们更加可能遇上暴力的丈夫却更加难以寻求帮助。
枯燥孤单的打工生活,传统父权的婚育压力,使得女工们普遍早婚早育。经人介绍,与男方认识不到半年就与其结婚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根本无法了解丈夫的性格和脾性,便匆忙结婚后跟随丈夫外出打工。
更重要的原因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底层生产线工人,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干着最辛苦的工作,却同样要承担高水平的生活费用,随着子女的出生,家庭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的男性开始将怨气发泄在自己的妻子身上。
“我们生第一个小孩还好,后来生了第二个小孩,压力越来越大了,家里的开销要啊,还有柴米油盐啊,小孩生病要花钱,矛盾便一连串出来了,这样子我们吵架越来越多,甚至打架。”
与丈夫同样有养家压力的打工母亲小梦,深知丈夫越来越暴躁的根本原因。然而丈夫将压抑和怨气撒在妻子身上,每天辛苦工作的打工母亲们的苦又向何处宣泄?
小路在丈夫频繁的暴力行为下,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去派出所咨询了一下相关的情况,而派出所给出的答复是,小路还没有和她的丈夫离婚,够不上犯罪,他们不会处理。无奈之下,小路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女儿长大后,母女俩相依为命。
而更多的打工母亲则选择了像小梦一样,一忍再忍,一退再退。
“我一想到离婚,受伤的就是两个小孩,我很舍不得他们,所以一次又一次我还是自己想着退的,就是没有迈出离婚那一步。”
家暴是家事,丈夫打人也是生活压力所致,离开又可怜了孩子,善良的打工母亲们用这些原因和牵绊说服着自己,最后选择了忍耐,而这无疑加剧了打工母亲们遭受暴力的程度。
离乡背井的打工母亲,面临着沉重的工作任务,承受着与子女的分离之苦,期盼着能从丈夫那里寻求一些关怀,遭受的却是同样重压下的丈夫的暴力相向。对于打工母亲来说,寻求有尊严的生活似乎太遥远。